社保期盼更多民间资本投资

只有36%的独裁者表现得像传统的自利经济人那样，尽可能多地拿走这笔钱。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经济学的视角和原理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时，比如研究犯罪、家庭等，分析可能被批评过于简单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逻辑确实是其他学科的思维没有考虑到的。经济学家推理说，需要再往下想一步。

结果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这是效率的损失。如果我们经济学家再不谈效率，社会上就很少有人考虑效率了。从中我们看到，公平问题通常比较显而易见，但效率问题则不显而易见，这就是为什么效率这个落脚点会给经济学家的分析带来一般人看不到的结果。如果不反腐，就会有人受贿。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不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学科的侧重点不一样。

而经济学家的侧重点是效率，这在其他学科中往往是不存在的，因此是稀缺的。这就是经济学家的思路，在提高效率时，饼做大了就可以多出一块，这一块再去分，就有共赢的解。当时先实施的治标政策是休养生息：政府动用极为稀缺的外汇，增加进口粮食以减少征购量，让负荷过重的农业、农民和农村缓一口气。

以笔者曾经研究过的民营快递案例来简要讨论这类成本的性质。再次是农产品统购统销，由政府全盘管制农产品流通，政府一手定价定量收购，一手定量定价在城市配给，基本排除市场机能。是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2008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为9.6%，虽比上年有所降低，但还是达到1978年以来30年平均增长率。1937年，年轻学者科斯首先提出交易成本概念，他发现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本身并不免费。

人口多包袱重，劳力多就业难度大。虽然个别贪腐可以对体制运行产生某种润滑效果而在客观上具有某种生产性，但随着腐败行为的蔓延和体制化,它像扩散的癌细胞一样迅速吞噬健康的经济细胞，因而是实现持续增长的死敌。

体制成本为零的世界，不过是想象中的乌托邦。虽然这类广义的交易成本或本文定义的体制成本在一切所谓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也照样发生，但对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而言，这些非生产成本的形态还是颇具特色、自成一家。与制度成本相比，体制成本更强调成体系的制度而非单一的、个别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把重点放到约束着自发自愿行为的社会强制力本身的约束条件。为理解和阐释中国经验，有必要扩展比较优势的内涵，把生产成本与体制成本一并纳入分析框架。

再过一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和城镇部门，构成中国高速增长的扎实基础。劳动力不能自动转为生产力，庞大人口不但带不来红利，反而成为包袱，最后导致严厉的生育控制政策出台。新一届政府宣布要清理废除行政审批文件，多达成百上千，其中绝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的遗产，而是在新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行政部门左一项右一项加到经济运行中来的。

不过深入案例，才清楚认识中国经济所遭遇体制摩擦的经济性质。在产权受到合格保护（这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行为的结果）、资源利用基于自愿选择的场合，形形色色的契约真要得到执行，在事实上离不开合法强制力居中提供服务。

于是，争议重点转到新兴快递商业包裹，究竟是不是还属于原先的信件范畴。结论：体制成本至关紧要 本文定义的体制成本，是成体系的制度带给经济运行的成本。

但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希望在一个简明框架里获得对中国经济戏剧性变化一以贯之的理解，那就还须付出努力。那是说，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在合理的要素结构范围内，增加某一要素的投入，会在边际上带来产出增加，此时对应于产出规模，成本下降。2001年11月15日，为防止已在美国有报道发生的炭疽病毒事件蔓延到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加强信件、印刷品等寄递业务管理，防止炭疽杆菌传播。对体制成本的观察和分析，涉及国家行为，离不开国家理论。人们习惯于把市场交易视为利益诱导下的自愿选择和契约组合，因此无须涉及那些带强制性质、包括合法强制的力量与机制。2008年7月，年近百岁的诺奖得主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总结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经验的学术研讨会。

随着商业活动频繁，诸如商业文书、样品以及后来大成气候的电商包裹的快递业务蒸蒸日上。很明白，在直接生产成本或直接服务成本之外，经济运行还要支付其他耗费。

这里首先是人民公社生产制度，集体出工、集体劳动、集体分配，虽享有一定规模经济的好处，但因难以准确计量个别社员的付出与贡献，从而难以调动生产劳动的积极性。第三，全国社保缴纳，期间共增长28.7倍。

回头看，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GDP折成高达15%的年增长率，应该是一个增长阶段结束的空谷绝响。20世纪90年代民间出现小红帽，而联邦快递等五大国际物流公司也先后进入中国市场。

形势很清楚，以全面深化改革抑制并扭转体制成本重新急升的势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这里带出一个新问题，如何阐释中国经济的起落？分开来处理，可以增长解奇迹，下行析成因。还有一些体制成本，或难以在统计上得到反映。体制成本的经济规律和重新上升 体制成本也是成本，终究服从成本行为的一般规律。

考虑到中国人对常用语汇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该细则还特地宣布，邮政专营的具体内容由邮电部规定。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支持了国民经济增长。

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尊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务实哲学，鼓励地方、基层和农民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大胆改革创新。因此，真实的中国经验是以降体制成本为纲领，靠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

甚至恐怖分子在9·11袭击美国的后遗症，也为中国延伸邮政专营添加了一段插曲。这类体制成本具有强制缴纳的性质，不受一般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的约束，因此更不容易得到合理节制，可能比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曲线更早、更大幅度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拥有数量充沛的生产要素也无济于事。这显然是战后大国难得一见的高速增长。结果，仅仅几年时间，在农业生产大幅增加的基础上，中国农业从生产、流通、分配到土地产权制度，渐进而又全盘地推进了改革。这是说，在直接生产之外需要付出的代价，还远不止狭义的交易成本。

可是在过去很长时期里，从事经济实务人士以及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关注重点一直集中于生产成本，即为生产某物所不得不发生的各项支付。经过仔细调查，张培刚发现从内地农村产地到沿海城市销地之间，经商成本过高是问题的关键，诸如地方割据、关卡需索无度及种种其他麻烦的顽固存在，把本来很有竞争力的内地大米排斥到沿海市场之外。

第二，包括税外收益的财政收入，期间增长了18.8倍，快于税收增长。这说明，转型中国在取得高速增长成就的同时，尚没有形成持续约束体制成本增长的有效机制。

于是，低农业生产成本——它的另一面就是农民贫穷——与农产品短缺长期并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难以克服的瓶颈。这是渐进改革远没有到位的表现，也必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消极影响。